包拯治庸问责斥冗官弊端

北宋王朝建国以后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对官僚贵族采取了特别优厚的政策，使得官僚集团迅速膨胀，真宗时官员还不足万人，但仁宗时已增至一万七千人，正是因为“宋制禄之厚”“宋恩荫之滥”的政策，让北宋官员享受了国家优厚的俸禄，不仅造成了财政的赤字，也导致了政治的腐败，不少官员很不称职，人浮于事，这也引起了一部分有志之士的担忧和愤责，包拯便是其一。

包拯看见有些官员毫无责任心，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处于偷安混日子的状态，他在《请选河北知州》的奏折中指出：“但能增饰厨传，迎送使人及曲奉过客，便为称职，则美誉日闻；若稍异于此，则谤议纷然，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。”他认为这种政风极不正常，朝廷若在这样的政风笼罩下，行政效率如何，便可想而知了，为此包拯深感忧虑。

还有些官员的想法是只要自已没有犯错误就行了，宰相宋庠也在其列，包拯对这种人尤其反感，称他们是“苟且之辈”， 在《弹宋庠》一文中，包拯指责宰相宋庠“殊无建明，略效补报，而但阴拱持禄，窃位素餐，安处洋洋，以为得策”。包拯认为这种“太平官”的行为极为可耻，建议仁宗皇帝“执政大臣与国同体，不能尽心竭节，为然树立，是谓之过，宜当乎黜”。

更有甚者，有些官员自己不干事，还反对别人干事，“阴拱循默，持禄取容，妒忌贤能，以一己为计者”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，当然是为了自保，自己的禄位固然是保住了，但政务不能及时处理，国家的损失就更大了。

朝廷里还存在一部分官员年龄大了，精力衰竭，却不肯遵守“七十致仕”的规定退休，这不仅影响了行政机制的正常运作，也降低了行政效率，包拯认为这也是一种“弊风”，“缙绅之间，贪冒相尚，但顾子孙之计，殊愆羞恶之心”，他们千方百计想延长一些在位的时间，“驰末景于桑榆，负厚颜于钟漏，不知其过，自以为得”。为了纠正这种现象，包拯特上了一本《论百官致仕》疏，请求皇上下令御史台将文武官员的“班簿”细加检查，发现年及七十的，就“讽其致仕”，如三几天内还不自觉申请，就采取强制措施，“自朝廷降令致仕”，这样做，也许太严厉了，但其本意是“稍遏趋营之弊，颇敦廉耻之风”。

为官一任就应造福一方。在其位就要谋其政，精其政，成其政，包拯治庸问责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官员更好的履职，提高效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