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拯留给后世一份珍贵资料

北宋清官包拯不仅把他“孝肃”家风留给了子孙，还给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，这份资料就是包拯一生的奏议。

奏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上行公文文体，即臣子向皇帝上书言事、条议是非的文字统称。

 包拯的奏议集中反映了他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，以及澄清吏治、任用贤良，巩固边防，关心民众疾苦、减轻民赋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，包拯的奏议非同他人，不仅析事明理，还表现出清正廉明的高风亮节，刚正不阿的凛然正气，这也是后人了解包拯精神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。

包拯去世后的第三年，宋英宗治平二年（1065年），他的门生张田时任庐州（今安徽合肥）知州，在包拯的家中看到包拯奏议的草稿，便从中选取重要的171篇，整理后作为包拯的正式著述，藏于家庙之中。张田在《奏议集》的题词中写道：“公薨后三年，田守庐州，尽得公谏草于其嗣子太祝君，因取其大者，列三十门，凡一百七十一篇，为十卷，恭题曰《孝肃包公奏议集》，遂纳诸家庙，庶与其后嗣亡穷也。”文中所说的“太祝君”指的是包拯的小儿子包绶，包拯在开封去世后，包绶随同包夫人董氏回到故乡合肥，当时包绶尚小，皇帝赐予太常寺太祝。张田从包家收集到全部谏草，即奏议草稿，并把这些奏议按照其性质列成应诏、致君、选举、择官、正刑、按劾、宽恤、议兵、议边、粮道等三十门，共十卷。

　  《孝肃包公奏议集》的版本，自宋迄今历时近千年，经过多次翻刻，盛行不衰。其中主要有宋绍兴二十七年的庐州郡学刊本，宋淳熙元年赵潘老庐州刊本二种版本，明朝有弘治五年合肥县刻本，明嘉靖年、万历年等七种版本、清朝有康熙年、乾隆、同治年等七种版本，解放后又刊印了最少四种版本。据杨国宜教授在《包拯集编年校补》中的统计，包拯现存奏议187篇，十余万字，其中55篇指名道姓的指责了61名当朝人物，而这些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，但都带有普遍性和扩展性，不容忽视。

在杨国宜教授的《包拯集编年校补》中，开篇收录了包拯的一首言志诗：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，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作钩，仓充鼠雀喜，草尽狐兔愁。史册有遗训，无贻来者羞。”这是包拯留下的唯一一首诗，是他做官时书写在墙壁上的座右铭，是他刚正廉洁、济世匡危的志向和为官准则。而最后一篇收录的则是包拯的一则《家训》：“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仰珙刊石，竖于堂屋东壁，以诏后世。”可见包拯不仅清廉自律，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孙，并将包家的“孝肃”家风代代相传。　

包拯的这些珍贵奏议记录的问题翔实有据，提出的建议明确可行，真实的反映了宋仁宗时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社会现实，是研究宋代政治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档案。时至今日阅读这些奏议，包拯的拳拳爱民之心跃然纸上，而包拯的为民思想更是光耀后世，历久弥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