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拯改革“以官经商”弊政

官员不能经商这项规定，并非是现代社会的新产物，当然也不是包拯开创的先河，其实这个制度从秦朝时就已开始，在中国延续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。且历朝历代都有禁止官员经商的规制，如唐代《唐会要》卷八中记载：贞观元年十月敕，五品以上，不得入市；而明代规定，地方四品以上官员禁止经商。

但宋朝的经济制度曾一度有个特殊的安排，就是宋夏交战后，边界紧张，开支增大，国库空虚，各州的行政经费难以保证，朝廷便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，允许各州以公款做些对百姓有利，于国无损的生意，如开当铺，卖中药材等，以赚来的钱弥补行政经费上的不足。

皇祐四年(公元1052)七月，包公调任高阳关路都部署兼安抚使、知瀛州，瀛洲是今河北省河间县，原本瀛洲也只是个普通的州，平时的行政经费，包括办公用的钱和出差用的“公使钱”都是按照普通州来定额，后来随着瀛州地位改变，成为了高阳关路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中心，行政机构增多，任务量也加重了，接待三番使团的规格也提高了，每年的定额就明显不足了，但此时朝廷又没有及时做出新的调整，于是，瀛州官员便用各种名目无限制地向群众摊派勒索，连请客用的醋也要民众交纳，叫“公使醋钱”。一个小小的集镇每年上交的公使钱让百姓苦不堪言。

包公来到瀛州，广泛调查研究，他发现了很多弊端，除了官府无限制的向老百姓摊派之外，首当其冲的就是用公款做生意，以商补缺，包公认为其危害性很大：首先官员的资本是摊派来的，生意做亏了，可以假立名目再向百姓索取，或者向百姓强行推销滞销商品，经营者不承担任何风险，有赢无亏。其次，官员经商，获得的利润，少量交公，大量的中饱私囊，互相宴请，馈送礼物，任意挥霍和贿赂上司，上下串通，沆瀣一气，官风腐败，百姓遭殃。

第三，官员以权推派，积少成多，资金雄厚，有钱又有势，欺行霸市，私商没有能力与官商竞争，又承担着高额税收处境困难，不得不倒闭改行，因而市场萧条，国家的税收减少。第四，官员是法令的执行者，盐、铁等这些都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，官员们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往往以权谋私，偷税漏税，不仅使得国家税收减少，加剧国家财政短缺，也激化了官和民之间的矛盾。

正因为包公在瀛洲深刻体会到以公款做生意，以官经商，会使百姓遭殃，也会使国家受损，危害性很大，在他后来回到朝廷，担任御史中丞时，坚决要求废除以前允许以公款经商的规定，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以官经商，并且严格禁止互相公款请客送礼，如果敢于明知故犯，即以违抗圣旨论罪。